從《米諾陶之盤》而來的一個簡短反省：人與動物之別——「語言」

文╱鄒睿怡

《米諾陶之盤》乍看之下，似乎是個與《地球生靈》有相同訴求的文本，對於吃動物應不應該提出質疑。但就如討論當天柯志明老師對文本所提出的批判，這篇漫畫的設定是失敗的，因為被飼養供作食用的「牛」和人一樣會說話，這和我們的現實有很大的分別，無法凸顯現實中沈默的動物的真實處境。雖然《米諾陶之盤》的對人吃肉的控訴，顯然不如《地球生靈》來的血淋淋而真實，然而，這卻是一個去檢視人與動物之別——「語言」能力的機會。

「語言」造成文化

「說話」不是簡單的發聲，也不是單純的社群生存繁衍活動的溝通，人的語言指向將他所經驗到的事物抽象觀念化的能力，而這種抽象化思考的能力，將人與動物根本地分別開來，即便是看起來最為簡單的原始文化，人仍舊依賴他的語言與思考能力而生活，原始民族身上簡單的蔽體之物、甚至只是臉上或身上的圖騰刺青，都不是出於動物本能的行為，而毋寧是呈現著他的文化傳統中人與世界關係之縮影，如同美籍華裔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所說，「原始人民生活靠近自然，而且行為較為『自然』。然而，除開這個事實之外，很難說我們意指的是『自然的』人的行為，有一些簡單物質文化的部落似乎明確地否定自然」(1971:46)。例如，在巴西內陸，Mbaya印地安人熟習於身體彩繪。臉，有時是整個身體，覆蓋以與人體型的自然輪廓無甚關係的不對稱的藤蔓花紋和幾何圖案(Tuan, 1971: 46)。 這些圖騰的繪製動機來自人的人觀與世界觀，或許我們會說，這不過是為了使人在森林中行動時與周遭背景融為一體、不易被獵物或掠食者所察覺，這依然不是一種動物本能，因為動物不會意識到牠與周遭自然環境的差別，更不會為企圖去掩蓋這樣的差別，然而，人總是感到他與自然之間的分別與距離，要與自然融為一體，人總是需要努力想辦法去消弭差異。

因而「語言」本質上地將人與動物區別，而《米諾陶之盤》雖然停留在密諾雅被吃掉的結局，然而，從《米諾陶之盤》中會說話、以理性溝通的牛人與被飼養的牲畜人間可溝通與互動的關係上，我們也能夠想像，有一天這樣的傳統可能會被革命或顛覆，當外來的文化刺激使得族群內部對傳統的質疑越行增加，革命與文化典範之轉移是相當可能發生的，而這樣的文化革命，在人類的歷史上屢見不鮮，黑奴、婦女所遭受待遇之不公義，一旦被更高層次的文化價值所揭明，傳統與文化的革命與更新就必然發生。

動物沒有語言，動物無法喊痛、更無法為自己請命，遑論革人文化的命。相反地，人能夠察覺文化傳統中的虧欠與不足、不正義與不公平，《米諾陶之盤》或者《動物解放》或甚上一次的電影《地球生靈》無不是人的這種思考反省能力的產物，對傳統文化中壞事物的反省與修正，企圖提出一種更好的文化價值系統。

「語言」廓清「關係」

具抽象思考能力的「語言」，使人能建構出一套人與地上其他存在物的關係，自然科學中對無機物質的命名與分類，對生物中動物與植物的分類系統，使人知道世界一切存在物間的系統性關係。「關係」的連結，不但來自「情感」也來自「理性」。理性所廓清的關係使我們的感性有理可據，因而更加地凝集而綿密。如段義孚所說，人對於動物的相連感，顯然並不只是一種移情作用，甚至，人也以這種相似類比的關係來理解並架構出一種自然秩序，並在他的世界中借用這種秩序。原住民的神話中，總有地位特別崇高的、受人喜愛卻地位一般的、令人厭惡的被賦予不同評價的各種類動物。將眼光移到現代社會，生物科學理解的生物演化系譜分類學和一般人根據喜惡、傳統社會價值所分辨的動物分類，在現代人的思考架構中均佔一席之地(Tuan, 1971: 17-18)。我們對人與其他生物的態度截然不同，因為我們的經驗使我們清楚地認知到人與人、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對人與其他生物的不同待遇，並不直接意味著我們對人的偏心，而是因為我們必須以理性判斷衡量，我們的現實境況允許我們如何對待人和其他生物，怎樣的態度是適當合理的。

矛盾的是，我們的感情與理智經常是衝突的，段義孚說，「人和生命世界的關係時而情感時而客觀。這個未解的雙重性不但在原始社會造成一種矛盾衝突的張力，甚而在科技社會中也是如此。在我們的文化中，雙重性被視為日常經驗的一部份」(Tuan, 1971: 31)。例如，一個現代動物學者，深愛他的寵物鼠海豚，每天把牠當成人類小孩和牠說話；然而在另一個情境下，他會把鼠海豚歸類為一個與人親緣關係疏遠、與鯨魚親緣關係靠近的種屬。「早期哲學家可能會深刻感覺到他與一種動物或植物有親屬關係，然而，另一個情境下，他本著知識性的態度，把他居住地中所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視為需要命名與分類的事物。將原始民族與生命世界的關係侷限在情感與神秘範圍中，這是西方早期研究者的偏見」(Tuan, 1971: 31)。而另一種更鮮明的衝突在於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之間，「在我們和生命世界的關係中一個更痛苦的衝突，來自於我們將動物視為擬人化的同伴，同時也視為食物」。

而根據段義孚，「擬人化」是人的文化中常見的現象，情感成分多於理性成分(Tuan, 1971: 31)。「擬人化」顯然不獨出現在原始民族人能變成動物或動物變成人的神話中，現代文化中依據「演化論」而建構的人與動物的親緣關係、猩猩演化成人，這些消弭人與動物間清楚界線的理論，事實上，與原始民族的人與動物互變的神話，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擬人化」並不反應事實，無論猩猩多麼聰明，多會以聲音或手勢表達他的需求或情緒，牠只是順從人的文化馴育，牠並不會創造一種與人的文化有相同特質的思想體系，更遑論以言論與人對峙，以革命取消人和動物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不，「不平等」是人的詮釋，是人從現象中思考反省精粹出的思想結晶，只有人能改變人的文化，只有人單憑無形的言語，甚至不需要刀槍武器，就足以改變人心和文化，或甚如Karl Max(1818-1883) 所說「思想能夠改變世界」。

人與動物差別之意義——能力意味責任

動物既然沒有言語、無法為自己申冤、也無法改變人的文化，從這樣的事實來看，或許我們會很沮喪，對於人與動物之間的不同地位產生各種的罪惡與壓迫。難道沒有一種更好的人與動物的關係嗎？情感與口欲不能兩全嗎？情感與理性無法調和嗎？這樣矛盾衝突的心靈境況恐怕就是人與動物的顯然之別了—— 具有語言與思考反省能力的人，對於這樣的現實現況可能是敏感而厭惡的，對於這樣的矛盾衝突可能是坐立難安的，但也可能是全然冷漠無感的。

人的文化經常使我們的良心駑鈍，當我們長久地被一種文化價值觀所薰陶，習慣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們總不會感覺到這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更好的文化為借鏡，如果沒有一種更敏感的道德感為借鏡，我們無法察覺問題。而極大的罪惡往往就從我們不以為意的最小的輕忽開始成長。猶太裔的德國女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曾提出一個概念「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我們常識性地以為作出濤天惡罪的是魔鬼般的人物，然而，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政府中一個執行上級命令、忠誠愛國的軍官，卻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這個人並非對猶太人痛之入骨、除之後快，只是忠實地執行命令，卻助長了極大的惡行。人的文化或甚意識型態——一個合理化的價值行為系統——容易麻痺我們的良心，我只是忠誠為國而執行命令，有什麼不對嗎？或者，我們的文化傳統就是這樣，有什麼不對嗎？《米諾陶之盤》所描述的毋寧是這種現象，殘忍的犧牲獻祭為實現人所想像的更偉大而崇高的理念而被合理化。但當我們從文化或意識型態中退出，仔細地審視反省，這樣真的合理嗎？我們很難說這是對的，除非我們昧著良心。而我們也從這樣的歷史現實中，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不也總是這樣輕忽，我們因這樣的盲從或輕忽，直接或間接地助長多少罪惡？

思考雖然是人的天賦能力，然而，一旦不思考，思考能力就退步，一旦不反省，我們的行為就可能出問題。人與世界和世界中一切存在物的關係，唯有經過思考才得以廓清，人也因此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當盡的責任。這個時代層出不窮的環境危機，提醒我們既有文化的限制，提醒我們不思考不反省的危險。而無論是《米諾陶之盤》、《動物解放》或甚《地球生靈》，都提醒著我們罪惡潛藏在意識型態和文化傳統的包袱中，更在我們的疏忽與漠不關心下繁茂滋長。人與動物的差別，並不賦予人為所欲為的權力，卻賦予人極其沈重的責任。

人足以思想世界的抽象思考能力，意味著他對世界的責任；人足以俯瞰地球的視野，意味著他看守地球與地上一切存在物的義務。我們今日的科技成就某種程度上揭明了這個事實：我們的航太技術足以從太空中俯拍地球的空照圖。而當我們看到從太空中俯拍的地球，由心中泊泊流出的一股親熱溫情，總使我們情不自禁地稱地球為「家」。然而，人要真正地要以地球為人的「家」，以地上一切存在物為「家人」，愛地球如愛家，愛一切地上的存在物如愛家人，無論在理性的認識上，或是愛的學習上，我們都還有非常長遠的路要走。

引用文獻

Tuan, Yi-Fu. 1971. Man and Nature. Washington, D. 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