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3/29：搶救地球
Of Forests and Men from GoodPlanet on Vimeo.
為了宣傳2011年的國際森林年，聯合國委託了法國攝影師Yann Arthus-Bertrand製作了一部長度七分鐘的官方短片。這部短片一如Yann Arthus-Bertrand的風格，他將觀眾帶到了平常我們根本很難企及的樹冠層之上，然後，俯瞰群樹與它們正面臨著的問題。事實上，這種俯瞰的角度絕不僅僅只是去捕捉一些「奇景」而已，它還常常能夠為我們帶來啟發。
德國太空人Sigmund Jähn（1937-）曾說：「在我進行太空飛行前，我已然知道到我們的星球是多麼地微小與珍貴。但是，只有當我真正地從太空中俯瞰它、深刻地感受它那難以言喻的美與脆弱時，我才真正了解到人類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為了後代的子孫而愛它、保護它」。
美國太空人Michael Collins（1930-）在經歷前往月球的任務後，曾如此描述：「當我飛到月球上時，我如此生動記住的不是我所接近的月面岩石堆，而是當我回頭遙望我那脆弱的家園時看到的景象──那是一座閃亮而深深吸引著我的燈塔，那是細緻優美的藍與白，那是懸浮在黑色的無限之前的微小哨站」，接著，Collins得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結論：「地球需要像最珍貴的寶物那樣被珍視與被呵護，珍貴如它，它必須要被永遠地維持下去」。
美國太空人Edgar Mitchell（1930-）則是如此描述他漫遊太空的經驗：「突然，在月球的輪廓邊緣，在一個廣闊無邊的浩瀚宇宙的緩慢運動裡，出現了閃耀的藍色與珠寶般的白色，那是一個帶著明亮優雅的天藍色的球體，鑲著緩慢地漩轉的白紗，它就像是身處於一片漆黑奧祕的海洋裡的微小珍珠。直到好一段時間之後，我才完全意識到這就是地球……是我的家園」。
作為生活在這地球上的渺小住民，我們的生活常常是被我們的學業、工作、嗜好、媒體、語言……切割成無數的碎片，我們常常忘了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連結、忘記了對這個世界的依賴，忘記我們對這個世界造成的負擔；我們明明居住在地球上，卻好像是無法著陸但又缺乏感動的太空人……。
本週的方濟電影院期待能夠再一次地透過Yann Arthus-Bertrand的視野、以及他對「家園」的詮釋，將我們帶回到一種更具深度且整體的認識與思考裡。歡迎大家來參與3月29日晚上6：30的活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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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環保或愛地球，從國小、國中到高中所教育的不出資源回收、隨手關燈、節約用水、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如免洗筷、塑膠袋、紙杯等.....。然而，在大學教育，除了以上內容外，我們應該用什麼更深入的眼光來看待呢？
回覆刪除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為後代子孫著想。
......似乎都蘊含著功利計算的考量
雖然我仍然不夠清楚要如何釐清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與最終極的解決之道，
但在討論中的確讓我對以前的環保概念改觀了。
【臺北市98學年度國中小搶救地球壁報設計及作文】比賽
回覆刪除http://home0605.pixnet.net/blog/post/25670316
搶救地球的動機應該是什麼呢?
如果地球是我們的家，搶救地球的動機只因為[家只有一個]所以要搶救嗎?
如果除了地球之外另有一個星球可以供養人類，還需要搶救地球嗎?
然而，現實上，我們會願意甚至自然而地去關心我們的家是因為[家只有一個]嗎?
若是，是不是另組一個家就可以不關心原本的家了呢?
而這樣的心態背後是不是蘊含著把家只當作得以生存下去的工具而已呢?
其他如:因為資源有限而要搶救地球，同樣也只是把地球當作得以生存的工具而已。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來自於一個家，雖然不都盡善盡美，然而我們要如何去思想[我的家]呢: 家對於我並我對於家的關係與互動。
我們應該如何去思想人類與人類的家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呢?
或，更應該是所有生命與地球之間的關係。
回應一下第一個匿名留言者
回覆刪除「所謂的環保或愛地球，從國小、國中到高中所教育的不出資源回收、隨手關燈、節約用水、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如免洗筷、塑膠袋、紙杯等.....。」從另一個角度來想，為什麼過去的義務教育中，只討論這種「隨手做環保」的舉動來做為環境教育？為什麼這就會是愛地球的少數幾種「可選擇」的舉動呢？這些行為背後真的是因為愛地球嗎？會不會只是節約用水可以省水費？「不願面對的真相」這部電影的最後也明確指出，如果你不希望地球暖化加劇，那你可以從少開車、多走路、做回收、使用可重覆使用的購物袋、餐具等。為什麼愛地球只有這幾種可以做呢？
1. 也許可以請green lost來補充台灣環境教育的一些困境。
2. 這樣倡議舉手做環保，只會形成一種地球暖化、環境惡化是「所有人」的責任，所有人的共業，所有人應負的責任是相同的理解。然而事實上是這樣嗎？科技園區不斷地排放不可預測其未來風險的製程化學藥品，是所有人的責任嗎？或是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人所應負的責任會跟天天開車的人一樣嗎？不過，這並不是要把所有的責任做比例上的重新分配，也不是要為個人的「不環保」行為尋求解套。這裡要討論的是，為什麼要用簡單的方式來討論環境保護問題？只以個人可以做的方式來改變做為倡導方式？
3.若是按照中研院社會所所長蕭新煌的文章(我暫時找不到這本書，之後補上)將台灣早期保育/生態觀念的引進與倡議分為兩種路線，一條是軟路線，一條是硬路線。硬路線，顧名思義就知道是不好走的路，大致上就是指早期戒嚴與剛解嚴時期的反公害、反核電種種反抗聲浪，這些抗議行動不只有教育意義，也推動了一些環境運動的進行。但是整體來說，就是需要藉由一些政治活動、遊說倡議等等較易受到阻擾、或被施壓的方式來達到。軟路線則指單純在報章媒體等做生態觀念宣傳的學者或作家等，例如韓韓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便是代表之一，裡頭討論著若是人人都有生態觀念，則環境保護便不會那麼困難。
4. 但是為什麼要有軟硬之分呢？簡單來說，軟的好走，不易在當時環境受到統治者/政府的壓迫，也不會不小心去捍動到政府的權威性，或是說，更讓人願意接受，反正只是了解一下生態學的觀念、關個燈、少用點水的簡單方式而已，當然易於取悅眾人。有時更容易取悅當權者，而換得各式出版機會、大場合演說可能、研究計畫等等。但是硬路線呢？在經濟發展的想像下，要工廠多花一點心思在廢污水的管理，或是要國際(污染)大廠不要來台設廠增加工作機會，或是保留濕地不要蓋國光石化，這是多挑戰既定政策，捍動多少利益結構的事呢？甚至，又有多人人願意放棄自己更多的利益，轉而為地球著想呢？因此這會是不好走，也不好做的事。
5. 最後，當然不是簡易地以硬路線或軟路線便可解釋這些現象，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有更多的討論。不過，當我們體認到過去對於保護環境的概念是多麼的粗淺與不足時，也將成為一個深刻的反省與動力。
1）我們或許很可以質疑，「隨手做環保」其實背後暗藏著一種統治手段，它透過這種「隨手做環保」的口號把環境問題巧妙地歸因到「個人行為」上，換言之，我們的環境之所以很糟，這都是因為個人習慣不好，而與政府無關。
回覆刪除但其實一個真正關懷環境的人將很快就發現到，有些環境問題其實是無論自己怎樣把個人行為做好都無法改善的，但老實說，這種覺醒常常會被我們的社會文化給壓抑下來。
2）CC提到的蕭新煌的文章應該是被收錄在他的《我們只有一個台灣》裡，基本上我還不會那麼樣地排斥蕭新煌所提到的那種軟路線，因為那是一些文人發自內心（當然也許過於浪漫）關心環境的舉動，他們是透過一些書寫、宣講活動或表演來呼籲人們應當對環境有所關心，而我覺得這種作法相較於衝撞政府，前者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即有其教育大眾的功能。
當然，如果是從這種角度來看，那我們要檢視的就是它究竟有沒有、或能不能好好地教育大眾了。關於這個部分我還需要有更多的閱讀（例如那些所謂的自然書寫），但從表面上來看，我猜測這條路線走到今日應當是存在著相當需要調整的部份的。
3）其實我個人對這種軟硬路線，就當下的情況來說，有種不同的想法。我覺得硬路線是比較容易博得關注與認同的，但軟路線則容易被忽視、甚至是虛掉。然而，其實軟硬路線是需要互相搭配的，硬路線需要有經營長久的軟路線（教育）來鋪路，否則硬路線常常是要失敗的。
只是人們都比較傾向去做那些容易得到回饋的部分，寂寂無名的事情是很少有人願意去做的。
謝謝green lost幫我補上蕭新煌的書名
回覆刪除上篇回應以蕭新煌對軟硬路線的區分，拿來討論學校環境教育，確實如同green lost所言，「隨手做環保」巧妙把問題歸到個人行為上，而與政府(各部門)無關。這與”某部份”軟路線常講的，如果「每個國民都能有生態學基本的知識，那麼像要不要保護紅樹林這樣的小問題，根本不會爭辯不休(取自韓韓、馬以工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p45)。」有著相同的邏輯，即「我舉手做環保/我具備生態學基本知識，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嗎？確實當我們真正關懷環境的人會發現，有些問題不是個人行為便能改善。有時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漏洞，有時可能會是長期政經結構造成的結果，但這些真的是舉手做環保和具備生態學知識就可以解決的嗎？
舉個例子來說，以大甲溪上游櫻花鉤吻鮭保育工作為例，早在1980年代，大甲溪上游的武陵農場墾耕活動與大甲溪攔沙壩常被垢病為櫻花鉤吻鮭數量銳減的原因，但是為什麼「具備生態學專業知識」的科學家們，卻只是把野外種魚抓來，經由人工授精、培育成幼苗後，再放流回大甲溪，而從來沒有想過要讓武陵農場停耕、拆除攔沙壩呢？完蛋了，這很像不是具備生態(科)學知識可以解決的，而且這也不會是個人舉手做環境也可以解決的。其實這蘊涵著政府部門間的角力，武陵農場隸屬退輔會、攔沙壩涉及到林務局、經濟部水利局(署)等部門，那麼要拆與不拆便成為政府部們之間的角力與協調，而不是要不要舉手做環保的問題而已。(當然，在後來雪霸國家公園非常強勢的主導下，是解決了這些問題。)
其實，所謂的軟路線並非真的不好，因為軟路線的工作，確實在1970、1980年代藉由媒體達到環境教育，以及傳播生態學知識的啟蒙工作，也因此讓1980年代的環保意識高漲，促發許多環境運動。但是，軟路線應該要被反省與討論的是，某部份以個人應舉手做環保和應充實生態學知識的論述，來掩蓋刻意迴避敏感議題、刻意避而不談關鍵問題根源的事實。
當然，硬路線在當下(甚至現在)以衝撞、遊行等來搏取版面、關注，也不見得是較軟路線來得好。倘若硬路線未能有充足且深厚的論述，做為長期與政府部門斡旋的支撐，那麼當一時興起的情感，也容易在無理論、道理的支持下潰散、消逝掉。因此，也是要認同green lost的最後討論，即軟路線的環境教育、自然書寫是需要持續進行，因為他不只是提供了科學研究無法給雨的靈性自然部份，也達到了教育之功。當然，更重要的是，軟路線滋潤了硬路線，硬路線擔起了軟路線。
1）當然我們也可以參考一個時間點，那就是台灣是遲至1987年才解除戒嚴的，以致於在當時所發展起來的軟路線或環境教育，它們多多少少都容易帶有一種陳腐卑微的氣息（當然我們也可以檢視這些氣息是否被繼續承傳了下去）。所以，這種強調「個人」而模糊「政府」的說話方式當然就是一種最穩妥的方式了，這就好像是「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的口號那樣。
回覆刪除要說出實話與主持正義的確需要一種敢與人不同的勇氣，而與之相對的，在我們的身邊與種種環境議題案例裡，我們卻也很容易發現人在這方面的軟弱，因為大家都想和和氣氣、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但這常常也就是滋生邪惡的契機。對此我會特別建議去看《白色緞帶》這部電影。
2）此外，其實說具備生態學知識就能夠怎樣怎樣，這其實也是一種天真的理解，因為環境議題是涉及到倫理的議題，自然科學所得出的「現象」並不能夠直接地就教我們該怎麼做，我們必須靠著某種倫理原則、價值觀才能夠知道該如何去做。但其實很多人對此是蒙昧不知的，所以他們會天真地相信，只要我們將生態科學的知識傳揚出去，人們就會被改變，最終環境也會變好。但偏偏許多軟弱的自然科學家就正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反例。
所以，根本地說，如何能夠把台灣環境運動從前述的這種膚淺的層次，使之深化、奠定穩固的倫理基礎，這確實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